「陪他睡覺，所以我沒那麼勞累」？請不要說出這麼殘忍的話（二）

撰寫本文的出發點源於閱讀到「我們的社工現在都這麼累？」吳玉琴立委記者會後獨家專訪  中吳玉琴立委的發言。吳立委對於NPOst 記者質疑合理化超時工作、是否為機構無法遵守勞基法規範解套的提問，她是這麼說的：

「孩子下課回來，我煮飯給他吃，然後陪他做功課，然後陪他睡覺，他睡覺我也跟他睡覺，小孩的狀態跟老人的狀態又不一樣，所以我是陪他睡覺，所以我沒那麼勞累！可是我工作可能 16 個小時，13、14、15 個小時，然後我早上起來再做菜，早餐，陪他們吃早餐，可能就會超過這個時間，那我隔天白天就整天休息」

在委員的口中，照顧孩子的工作是「沒有那麼勞累的」，是一種「特例」，可以允許不受勞基法保障勞工休息權的規範而延長時數。然而身為一個曾投身兒少安置工作多年，目前也持續陪伴多家安置機構、提供外部督導的教學工作者，我必須說委員對於安置工作的理解，實在過於美好且簡化。委員問政監督的做法，恐怕不只無法解決社福第一線的困境，更可能埋下更危險的隱憂。

安置服務是一種很貴的服務。需要多種專業人力的合作協力，而生輔員、保育員就是專業團隊其中的一員。根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」的界定，保育人員、助理保育人員是在安置及教養機構提供兒童生活照顧及輔導之人員；生活輔導人員、助理生活輔導人員則負責少年的生活輔導。他們都需要有一定的專業訓練才被認可。

由於要營造家的環境，將工作關係轉換成纇親屬的形式，讓孩子稱呼工作人員「某媽媽」、「阿姨」、「姐姐」，是許多安置機構會採行的策略，也難免這些照顧者被視為是孩子的「替代父母」。然而根據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60條，行使、擔負父母的權利義務應是被交付安置的機構，將這些責任全然施加到第一線的照顧者身上，並因此期望他們像父母一般的長時間奉獻照顧，似乎是太過沉重的期待。即使是身生父母，也都會想要有些喘息的空間和時間（至少我本人是），我們實在不宜對生輔員、保育員賦予過分的責任。

如果他們真是孩子的「替代父母」，政府與機構是否也授權生輔員、保育員全權決定受照顧孩子的生活安排？然而實際上安置機構的運作，生輔員、保育員只是其中一個環節，許多的決策和安排都需要經過團隊討論和主管認可，也需要呈報記錄、承擔行政責任與接受督導。他們的服務確確實實是一份工作，只是工作的場域也正好是孩子所生活的家，而且他們工作的時間多半落在夜間。一般人理所當然假設在家的生活就是：放鬆解放、電視看到飽！但在安置服務中，晚上才是最艱難的時刻。

由於工作場域和生活界線的模糊，沒有前後台的分別，一旦發生事件往往引發情緒上的反應，難以緩衝也不容易設限終止。吃飯睡覺雖是尋常生活，但當一群來自不同背景、不同特質的安置兒少在同一個環境中共同生活時，那個難度絕對是需要高度專業才能駕馭的。

吃飯不只是吃飯。要注意孩子的飲食習慣，有沒有偏食、食量的變化，大家不喜歡吃的菜要分配，孩子搶著吃的菜更需要考慮公平；要傾聽孩子的生活點滴，在學校怎麼了？諮商師昨天談了什麼？什麼時候要去找工作？跟朋友吵架了？機構內的衝突要排遣、要處理孩子的情緒...生活就是教育、陪伴就是治療。社工跟心理諮商還可以排會談時間、可以抽離，而生輔員、保育員、那是退無可退，妳/你的生活就是綁在機構中。

沒錯，孩子有時候很單純天真、有時也會說出貼心哄人感謝的話，但更多的時候，是複雜的人際互動，過去的和現在的關係，全部顯現在機構內。

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、司法轉向、性交易...，這些都是開案的原因。也因此很多孩子有長期創傷經驗，而創傷經驗最常在何時引發？晚上。再怎樣嚴格的機構，規定孩子幾點就要睡覺，妳/你以為他們就會乖乖準時上床嗎？功課寫不完，隔天就等著被老師寫聯絡簿；沒有課業壓力的，「老師我肚子餓」、「我肚子痛要看醫生」、「我睡不著」、「我想媽媽...」，等到全部的孩子睡了，接下來生輔員要不要檢查一下環境收拾善後？要不要寫個記錄？真要在生活情境中擠出有架構有內涵的記錄內容，即使是受過寫報告訓練的社工，也是要花費一番功夫。更不要說現在的安置機構，在評鑑制度的引導下，要生產更多的紀錄跟評估內容。

當生輔員、保育員絞盡腦汁寫完了記錄後，妳/你覺得她們還睡得著嗎？好啦，累癱了也許可以，但有時可能就是張著眼睛默默地數羊了...而隔天，還是要一早起床，催促著孩子們準時上班上課、交接工作。

這些，就是吳委員口中「沒有那麼勞累的」工作點滴...

「陪他睡覺，所以我沒那麼勞累」？請不要說出這麼殘忍的話 (一)

照顧從來不是件簡單事。即使是有著相同血源、有親情羈絆的家人，都可能在長期累積照顧疲勞的狀況下，做出自傷傷人的反應。那為什麼我們會覺得，一位有血有肉的凡人，只因戴上了專業、助人者的帽子，就要不計代價的犧牲奉獻、無怨無悔？

安置服務的困境是系統性的。需要療傷止痛、重建對人信任的孩子，並不好帶；政府雖然有安置費和專業人力補助，但那金額並不足以支撐對孩子的全面照顧，更別說機構評鑑，雖說有正向引導機構專業化的期許，但過度文件化的評鑑形式，到底機構還剩下多少能量能好好照顧孩子，這實在滿讓人懷疑的。此外工作人員的排班、橫向溝通、不同專業之間的合作...等，各個都是挑戰。

這麼多的議題，錢真的滿重要的，畢竟這是工作人員要養家活口的經濟收入；而機構付不出薪水給員工，這壓力也是嚇人，沒經歷過的人很難想像。我當過一年的代理主任，那一年為了部門的預算開支，深刻感受到無米之炊的痛苦。

但也不能只談錢，安置服務是費心傷神的重度情感勞動，沒有給予適當的設限保護，要產生生理和心理上的職業傷害，那是一點都不困難。好一點的失眠精神不濟、慘一點的請長假休息、最可怕的是將無力挫折轉嫁給更弱勢的人，而在機構中最弱勢的人是誰呢？

犧牲是上帝愛人的選擇，但不該是人的責任。很多的生輔員、保育員也都有家有小孩，她/他們下了班，回到家也還是照顧家人。她/他們真的需要有些時間留給自己，也需要有足夠的支持和培力。然而靠個人的力量，要如何反映給有權力管理並規訓他們的政府體制呢？社工師有公會、非社工師也有工會，但生輔員和保育員能到哪裡反映？跟會嗎？看來看去只有靠機構倡導的力量了。

沒錯，政府確實在佔民間機構的便宜，安置費給的不夠多、專業補助不斷縮水；兒保社工雖然也是公部門的代表，但他們其實也是被壓榨的一群，把孩子安置到機構後就從此失聯這種劇碼至今仍在上演，因為他們要替失靈的通報系統收拾善後，無暇也無力顧及安置機構。常常是好心的民間組織跳出來收拾善後，容納了這些受傷的孩子。但有好心跟把事情做好這是兩碼子事。

至少在這次的勞基法解套之爭上，我們看到了存好心跟做好事之間是有點斷裂的。